作者：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专聘研究员
［摘要］为了消除庸俗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错误思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恩格斯创作出了《自然辩证法》。这一文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构想。自然辩证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技方法论、科技社会论的总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时，《自然辩证法》突出了劳动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典范。今天，《自然辩证法》对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理论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社会主义建设
自然辩证法理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创性贡献。从1873年到1882年，恩格斯创作出了《自然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文献。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构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自然的盲目必然性支配下解放出来指明了科学方向。时至今日，《自然辩证法》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之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日益走向反动化，尤其是庸俗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机会主义、神秘主义、“科学唯心主义”等错误思潮沉渣泛起，严重影响和扰乱了国际工人运动。在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恩格斯通过创作《自然辩证法》，对之进行了有力回击和科学批判。恩格斯首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chner）。毕希纳是德国医生和自然科学普及者，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从事的无神论工作无可指责，但其所持的庸俗唯物主义立场令人难以容忍。庸俗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自身发展的科学形态，而是唯物主义的庸俗化表现。第一，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的最新发展，认为大脑分泌意识就像胆囊分泌胆汁一样，主要属于机械的唯物主义。第二，它没有彻底而全面地遵循辩证法，将黑格尔视为死狗，主要属于一种非历史性、非辩证法的观念。第三，它没有从社会关系总和的高度来看待人和人性，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主要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由于毕希纳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因此，恩格斯决定写作一部批判毕希纳的著作。大约在1873年2月到5月底之前，他写下了一个名为《毕希纳》的片段。这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第一个文献，对整个《自然辩证法》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就此而论，“《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一个‘反毕希纳’的构思——路德维希·毕希纳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庸俗唯物主义宣传家，他希望将一切事情都化约为物质的运动”[1]。可见，批判庸俗唯物主义是《自然辩证法》创作的直接原因。随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诞生，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无条件地将之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由此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为其肇始者。在他看来，在生存竞争上，人与动物世界中的其他物种并无二致。但是，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主义者的平等诉求是不可理喻的谬说。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无瓜葛。同时，毕希纳热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坚持用智力的高低来划分阶级和等级，甚至认为黑人的脑筋更像动物的脑筋，而没有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看待阶级、等级、种族等问题。对此，恩格斯指出，“把动物界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完全不适用了”[2]。这是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世纪70年代，以杜林主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内部抬头。杜林利用当时科学成果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辩证法，披着市民社会主义的外衣反对科学社会主义。1876年5月28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我重温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学，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在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连这部著作的最终面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在我的头脑中已初具轮廓……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是绝对必要的”[3]。“这部著作”指的就是恩格斯当时正在创作的《自然辩证法》。其实，杜林早已出版过一部名为《自然辩证法》（1865年）的著作。由于他不懂得辩证法，错误地解释了科学成果，其自然辩证法是一种错误的自然辩证法。因此，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就是要站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高度确立“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形态。19世纪70年代，降神术在欧美泛滥成灾。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大肆宣扬“神灵”“召魂”和四度空间问题等降神术，甚至一些科学家也卷入其中。降神术宣扬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等观念，将自己称为“科学的请神者”，严重背叛科学精神。从政治上来看，它不仅麻痹了一些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还对知识界造成了一定影响，以达到转移一部分人对革命问题的关注的目的。这是资产阶级对于巴黎公社革命的一种直接的思想反动。从哲学上来看，一些科学家之所以变成了降神术骗子的俘虏，并郑重其事地接受降神术的“经验”，就在于其持有经验主义的立场，而不重视理论思维尤其是不懂得辩证思维。这样，“脱掉神秘主义外衣的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已经离开这样的领域，在那里，固定不变的范畴，犹如逻辑的初等数学，足以供日常使用。哲学因自然科学抛弃了它而对自然科学事后进行了报复。”[4] 对此，恩格斯于1878年1月撰写了《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有力驳斥了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错误观点。后来，恩格斯将此文收入到了《自然辩证法》文稿中。可见，批判降神术是《自然辩证法》创作的重要考量。从19世纪50年代起，与自然科学飞速进步同时出现的，是一些学者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科学成果，否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由此便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科学唯心主义”。第一，“数学唯心主义”。杜林等人认为一切纯粹的数学概念可以用先天方法从纯粹思维中引申出来，企图遮蔽数学和现实的真实关系，否认数学对象的客观来源，由此形成了“数学唯心主义”。第二，“热力学唯心主义”。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和鼓吹悲观主义，进而麻痹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革命意识，鲁道夫·尤利乌斯·艾曼努埃尔·克劳胥斯（Rudolf Julius Emmanuel Clausius）将在封闭的有限的自然系统中建立起来的热力学定律随意推广到广袤而无限的宇宙中去，强调宇宙的热量会一直传输下去，逐渐引起各物体之间的温度平衡，致使宇宙不再出现新的热量，最终导致世界末日，由之形成了“热力学唯心主义”。第三，“生理学唯心主义”。生理学家J.P.弥勒（Johannes Peter Müller）等人认为光的感觉是由对眼睛的各种不同刺激引起的，企图否定人类感觉是对客观实在的映象，鼓吹存在着“认识的界限”这一新康德主义的错误思想，由之形成了“生理学唯心主义”。“科学唯心主义”不是科学自身的问题，而是对科学成果做出的唯心主义解释。只有将科学成果和科学解释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水平，才能恰当地解释科学成果。这是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重要原因。在批判上述各种思潮中，通过总结当时的科技成就，恩格斯创作出了《自然辩证法》文稿。在1882年11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在谈到“电气中的电阻和机械运动中的质量是一回事”时表明，“这是由我首先表述出来的运动的普遍自然规律。但是现在必须尽快地结束自然辩证法”[5] 。这里，恩格斯明确地将其“1873—1882年手稿”称为“自然辩证法”。因此，后来苏联将恩格斯这部文稿命名为《自然辩证法》是适宜的。正如《反杜林论》从一开始的“消极的批判”变为后来的“积极的批判”，从而比较连贯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样，《自然辩证法》在“反毕希纳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整体性贡献。
在《自然辩证法》这一文本群中，10篇论文基本完成，具有相对独立的科学意义。即使一些片段和札记，也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而不是一时之作。《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构想。我们不仅生活在社会中，而且生活在自然中。自然和社会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两个基本方面。因此，哲学的发展既需要历史观，也需要自然观。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并不存在着一个现成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亟须确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以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和科学性。自然观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重要组成方面。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材料，通过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教训，《自然辩证法》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第一，自然界的客观性。自然界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人类来自自然界，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通过这种方式，自然界向人类证明了自身的客观性。因此，人类必须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第二，自然界的生成性。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自然界具有历史生成性。“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不仅在空间中必然有彼此并列的历史，而且在时间上也必然有前后相继的历史。”[6] 显然，自然是一个过程。第三，自然界的系统性。由于自然界的各种要素和过程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和人类相接触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系统，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人与自然也构成一个系统。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科学地揭示出从原初自然向人化自然生成的实践基础和社会性质。尽管动物也具有自主行为，“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7] 。例如，在人类实践的作用下，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或移植。尽管人类能够在地球上打下其意志的印记，但必须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显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自然观。在实践基础上，除了直观把握之外，人类主要通过科学来认识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方式。通过考察自然科学史尤其是近代科学革命，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基本观点。第一，科学分类的客观根据。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面对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形成了科学的不同门类。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是物质运动规律的反映。“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其内在序列所进行的分类、排序，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8] 按照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可以将物质运动划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等几种形式，由此形成了机械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部门。天体运动和地质运动是在上述运动形式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特殊运动形式，由此形成了天文学和地质学等科学部门。数学是研究所有物质运动形式的空间结构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是辩证思维的辅助工具。第二，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的发展既要受外部自然运动规律的影响，又要受内部科学认识规律的影响。从外部因素来看，由于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问题，因此，交叉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重要规律。恩格斯指出：“当我先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再进一步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想借此表示这些科学中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连续性，又表示出它们的差异、非连续性。”[9] 现代交叉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从内部因素来看，随着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将导致科学的加速发展。在近代思想解放的过程中，“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很有力量，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这种发展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10] 。每一次科学革命带来的“知识爆炸”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科学发展结束了对自然界的幼稚认识，成为人类认识、改变自然和保护自然的重要力量。人们总是在实践中凭借技术改造自然，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重要工具。技术观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重要构成方面。在考察技术发展史尤其是产业革命的基础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集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基本观点。第一，技术的发生。即使是工具和动物驯养的发明可能在先，但只有在学会了摩擦取火之后，人类才第一次迫使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来为自己服务。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在实践上的发现是如此之古老，甚至可以将之看作人类史开端的标志。当然，这也是技术发生的过程。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第二，产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引起的，机器劳动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是第一个把热转化为真正有用的机械运动的装置，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发明。当然，这一切与科学革命具有密切的关系。“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是部分地借助于手而相应地发展起来，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11] 机械力学革命奠定了产业革命的基础。第三，技术革命的复杂影响。在私有制社会中，技术革命既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成为维护现有生产关系的一种工具。例如，除了英国在世界市场垄断地位的崩溃之外，电报、铁路、苏伊士运河和取代了帆船的轮船等新的交通联络工具，也促使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遭到破坏。最终，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具有内在的关联。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认识、改造、保护自然。辩证思维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思维工具。科技方法论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重要构成方面。只有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科技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通过总结哲学史和科技史的经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方法论的基本观点。第一，辩证逻辑是适合科技革命的思维。通过考察自然和精神、科技和哲学的关系，恩格斯指出，除了观察和实验等方法之外，科技发展离不开理论思维尤其是辩证思维，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论和抽象。进而，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逻辑”的概念。“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是把它们并列起来，而是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12] 因此，以范畴的流动性为特征的辩证逻辑是科学的方法论。第二，假说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形式。由于受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13] 。一旦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如果非要等待材料纯化到足以形成定律为止，那么，就永远都不会形成什么定律了。科学不是绝对的真理体系，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界限，而是需要在猜想、假说、反驳等辩证思维的活动过程中发展，需要在科学和实践的长期发展中加以证明。第三，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辩证思维要求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逻辑和历史、抽象和具体统一起来。例如，“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片面地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认清它们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14] 。最终，应该在人类实践活动中证明其必然性，这样，才能克服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的弊端，将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科技革命也敲响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丧钟。科学技术既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具有明确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科技社会论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重要构成方面。站在历史唯物论的高度，基于对科技和社会关系的全面系统地考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社会论的基本观点。第一，科技产生的社会机制。科技革命是人类追求智力进步的表现和成果，但是，从根本上看，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指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5]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即被生产所决定。第二，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科技革命不仅会促进科技自身的发展，而且会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社会革命的发生。1883年2月27日~3月1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指出：“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处，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说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而且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16] 显然，科技革命也是无产阶级实现阶级解放的重要工具。但是，资本主义限制了科技发展。只有在取代资产阶级的新社会中，科技才能突飞猛进，成为人类实现解放和争取自由的重要工具。可见，《自然辩证法》是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技观、科技方法论、科技社会论等“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文献。当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只是勾勒出了这一理论的大体轮廓。马克思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数学手稿》、“科学笔记”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科学文献共同完善了这一理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7] 没有自然辩证法理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否认和拒斥自然辩证法，就是肢解和背叛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坚持和发展自然辩证法，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多方面贡献，是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科学典范。自然辩证法理论是揭示自然发展和科技发展一般规律的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提出自然辩证法理论构想之外，在一般意义上，《自然辩证法》架起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桥梁，推动实现了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统一。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8] 由于当时迫切的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因此，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问题一直以一种隐性方式存在。在创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恩格斯专门写作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在这篇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较为完整的科学论文中，以天体演化论、地质演化论和生物进化论等科学成就为客观依据，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高度，恩格斯科学揭示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科学揭示出从自然运动发展到社会运动的科学机理和社会机制。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世界历史日益成为自然界向人的不断生成的过程。在现实中，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联结自然和社会的桥梁。从劳动后果来看，主体不断客体化，客体不断主体化；自然不断社会化，社会不断生态化。这样，通过科学的劳动观（实践观），《自然辩证法》架起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联系的桥梁。推动实现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统一。在黑格尔之前，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被分割成为哲学的三个部门。通过“绝对精神”的矛盾运动，黑格尔证明了三者的统一。在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资本论》的逻辑”实现了三者的统一。恩格斯原来并没有打算从正面撰写一部辩证法的著作，而只是想说明：辩证法是为自然界自身所具有的，而不是绝对精神的外化的体现；辩证法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这样，自然科学才能摆脱经验主义的束缚。在写作《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通过科学阐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辩证法，恩格斯确认了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的统一。第一，通过区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恩格斯认为，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样，就将辩证法建立在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第二，通过科学阐明日常思维和理论思维、理论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关系，恩格斯认为，辩证思维以概念自身的辩证性质的研究为前提，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逻辑”的概念，这样，就确立了“《资本论》的逻辑”的科学形态。第三，通过对辩证逻辑思维形式的科学区分，尤其是在分析归纳主义和演绎主义关系的过程中，恩格斯提出，“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19] 。这里，post hoc是“在此之后”的意思，propter hoc是“因此”的意思。在此之后，所以是因此。这一说法表示一种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发生在另一个现象之后便做出两个现象有因果联系的不合理推论。其实，只有活动、实验、劳动才是客观因果联系和科学认识必然性的证明。这样，通过将辩证思维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将实践范畴纳入辩证思维当中，恩格斯实现了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的统一。此外，《自然辩证法》中的科技方法论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技社会论思想对于唯物史观也做出了重要贡献。2.《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不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而且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统一。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财富的源泉。国民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恩格斯指出，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国民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只关注资产阶级的最近的最直接的利益，结果导致了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破坏。在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指出，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财富的源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0] 具体来看，自然界提供了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劳动创造了价值（无差别的一般劳动），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商品。即自然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二者共同构成了财富的源泉。进而，自然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参与了价值的形成和增值。这样，恩格斯不仅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意蕴和生态价值，而且通过劳动范畴将作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联结了起来。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必然性。随着原始公有制的衰落，一切较高的生产方式都导致人们分为不同的阶级，导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完全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人们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完全忽视了那些只是在稍后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这一点在近代以来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甚至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由于追求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法则，这样，“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的过程就显示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期间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丧失财产，同时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劳动的人的手中”[21] 。这里，劳动者就是雇佣工人即无产阶级，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劳动的人的手中就是集中在资本家即资产阶级的手中。可见，恩格斯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劳动、劳动者、劳动解放的阶级内容和阶级规定。这样，就从政治经济学过渡到了科学社会主义。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年）中，青年恩格斯已经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了，最终得出了瓦解一切私人利益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双重和解的共产主义的科学结论。经过40余年的科学探索和实践证明，在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自然辩证法》在新的科学高度上进一步科学回答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上述问题，并且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成为造福全人类的事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当中提出了“两个提升”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和前景。实现“两个提升”是走向自由王国的科学抉择。在社会发展中，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和行为后果的难以预料性之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出入。这一切源于在人类面前始终存在着强大的自然必然性和盲目性、社会必然性和盲目性，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顽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22] 一是必须通过生产力革命，将人在物种关系方面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二是必须通过生产关系革命，将人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这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方式的计划性，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要求人以一种自由而全面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双重和解的社会。同时，科技发展将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表现和表征，将成为造福所有人的力量，因此，科技将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显然，“两个提升”的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哲学尤其是生态哲学的价值，而且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尤其是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中，光有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付诸实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但这一点并不会自发实现和自动实现。因此，需要人类对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人类的现存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这样，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在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一切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差别就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将有计划地人道地合理地组织生产[23]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培养和形成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队伍。1891年10月24日~26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指出：“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需要量很大。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直到最近，我们甚至还因为大体上摆脱了‘有教养的’人而感到高兴。现在情况不同了。目前，我们已经相当强大，足以容纳和消化任何数量的有教养的渣滓，我预计，今后8~10年内，我们会把足够数量的年轻的技术专家、医生、律师和教师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以便在党内同志的帮助下把工厂和大地产掌管起来，为民族造福。因此，那时由我们取得政权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会进行得比较顺利。”[24] 在恩格斯看来，科技进步和科技人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的有生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将促进科技进步和保障科技人才的健康成长。这就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当然，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其他一系列条件。可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地揭示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辩证统一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前景，进一步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目标，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之，通过“劳动”范畴的内在的矛盾运动，恩格斯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以及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马克思去世后，由于忙于整理和出版《资本论》后续几卷书稿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十分钟意的《自然辩证法》在其生前未能完全完成和公开出版。这充分显示出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勇于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的高尚品格和高尚精神。尽管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阻挠《自然辩证法》文稿的出版，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想方设法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以悉尼·胡克（Sidney Hooke）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极力贬低《自然辩证法》的科学价值，但《自然辩证法》自从1925年在苏联公开出版以后，便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一文献1928年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将自然辩证法理论与党的中心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彰显出了《自然辩证法》的科学价值和时代意义。在确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有机联系。他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界的胜利当中。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克服那种关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机械自然观的观点，深刻认识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学会更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运用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惯常发展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效应和后果。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正常地存在和持续地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价值。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党就按照这一思想开启了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25]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和目标，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具有“一体性”等思想，习近平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夯实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自然观基础。按照恩格斯关于劳动和自然界共同构成财富源泉等思想，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观要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彰显出《自然辩证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价值。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含科学。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科技社会论的基础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科技社会论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当中，将科技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方面和重要动力，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在克服内外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了我国科技体系，推动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恩格斯的话强调：“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6]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支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今天，只有按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科技社会论推动科技创新，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相比之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发展高科技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垄断地位和帝国主义扩张霸权的手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存在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深刻教训。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科技进步，坚持用科技进步成果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形成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科技事业；始终坚持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科技事业，把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形成和完善了以人民性为导向的科技事业。以“两弹一星”等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科技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彰显了《自然辩证法》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科技强国建设的重大价值。马克思主义一刻也不放松对工人阶级的教育。由于“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27] ，因此，我们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28] ，要学习自然辩证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十分重视自然辩证法教育，将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确立为一门专业。这是世界上唯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名命名的专业。自然辩证法教育不仅可以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以指导科研工作，而且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一是有助于提高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9] 人的理论思维能力纯粹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在今天，要想提高它，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学习自然辩证法是提高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重要选择。二是有助于捍卫科学精神。当下，尽管科学昌明，但各种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潮不时沉渣泛起。《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科学阐明了以下问题。第一，神秘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证明神灵存在的并不是那种先验的必然性，而是拒绝辩证思维的单纯的经验观察即经验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眼见为实”。第二，摆脱神秘主义的认识论出路。单凭经验对付不了唯灵论，经验要摆脱降神者的纠缠，就不得不借助于理论思维，必须学会辩证思维。开展自然辩证法教育，能够有效捍卫和提升科学精神。总之，开展自然辩证法教育和设立自然辩证法专业，集中彰显了《自然辩证法》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当然，《自然辩证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方面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总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既不是像黑格尔《自然哲学》那样的“自然哲学”著作，也不是像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那样的“科学哲学”著作，而是集中阐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并高度体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科学著作。
[1]〔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臧峰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9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6页。[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6页。[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2页。[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14~115页。[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1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8页。[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9页。[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3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7页。[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9页。[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0页。[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7页。[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6页。[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500页。[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注释②。[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6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9页。[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72页。[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9~480页。[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1页。[25]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26]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12日。[27]《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2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9页。[2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